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创新探索

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原则的关于历史认识、历史分析和历史评价的理论学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与其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有机结合。毛泽东一生酷爱历史，他用科学的历史思维观察世界、分析社会发展，是他思想形成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恩格斯曾经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 哲学派别，甚至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这句评价用在毛泽东身上，恰如其分。毛泽东从传统历史观到唯物史观的转变，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不断成熟的过程，唯物史观对其中国革命理论和建设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国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对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影响深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创新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接受与创新历程

(一)传统文化教育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接受的文化基础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他打下了史学思想的基础，而五四运动前后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有关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刻影响了他，是他后来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同时毛泽东又以其实践过程和思想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毛泽东 青少年时代所生活的湖南地区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基础和重视历史的文化氛围。宋代张拭、朱熹等开创的“湖湘学派”主张“士君子之学，不过一实字”，开创了注重“实学”的地域文化特点。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更是提出“理势统一”的历史观，强调读史不仅要“知治知乱”，更主要的是“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进一步夯实了运用历史思维、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清末经曾国藩、谭嗣同等对王夫之思想的提倡与传播，经世致用思想特别是注重以史学经世的理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地方文化中。而近代以来，洋务运动领导者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晚清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等，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将西方近代思想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使得湖南地方文化带有了新的思想元素，为史学走向致用之学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深受史学致用思想影响，他18岁求学时所作的《商鞅徒木立信论》是他早年展示历史思维和“以史经世”的代表性文章。文中“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1]2，明显带有以历史思维来分析当时中国国情民情，借古喻今的特点。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管理员，在这里他较为系统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了他一生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同时，其历史观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所认识。例如，最早引进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中用初步的唯物史观分析十月革命的发生，肯定这场“劳工革命”开创新纪元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李大钊还开设《唯物史观》课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搬进大学课堂。毛泽东受唯物史观影响，也尝试用相关理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如在写于这一时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在对十月革命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得出“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 无不是出了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1]312-315。肯定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这就为他接受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观点奠定了基础。1920年底，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讨论了接受唯物史观的问题，明确表示了对唯物史观的接纳“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实证而容易被人动摇。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2]。从上述表述可见，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的认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基础，认可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于从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到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转变，具有转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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