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整体性研究消解后现代主义史学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主义作为一股学术思潮在西方逐渐发展并蔓延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在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史学否定“大写的历史”，强调重视历史中的“他者”和边缘群体，渐有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实践和断裂为诸多碎片的趋势，传统宏大叙事的方式受到冲击和挑战。在后现代主义之前，历史学所关注的各类问题中总是存在着基于整体史探寻历史规律的范式。整体史是把握历史规律的前提，寻求历史规律不仅支配着历史探索者的实践，而且激发着古往今来诸多研究者的历史认知。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是探究历史规律的科学化典范。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面对纷纭激荡的社会思潮，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必要加快构建并形成整体性历史解释理论的史学体系与话语体系，用中国世界史学研究者的视角与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立足点，发中国之声，这既是历史学融合发展的需要，也是当今新时代的期盼。

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史学的挑战

近代西方史学发端于1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其对人文主义的强调摆脱了弥漫着神学味道的中世纪历史观。在崇尚理性的启蒙时代，历史整体性与进步观念不断得到阐发。19世纪以后，出现了兰克史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以及法国年鉴学派等众多流派，尽管史学观念和研究范式不断革新、转向，但具有社会科学定向的历史学发展模式是清晰和明确的。20世纪中期以后，现代世界文明的信仰迎来了重大考验，历史进步观念和元叙事不断受到冲击。其中，后现代主义对当代史学的挑战最为严峻。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源于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悲观论调，激发了西方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后现代主义反对“体系”，信奉断裂、非理性和多变性，它逐渐发展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时髦词汇和人们的普遍意识，并且蔓延到历史学领域。后现代史学强调过去与历史的断裂，历史只是一种文本间的、语言学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历史的主体性，挑战着当代史学的研究。

后现代史学对整体史及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产生了强烈冲击，对现代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原则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历史研究由宏观叙事向日常生活史转向，即主要以普通人和之前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事件、被认为无关痛痒的现象为研究对象，从过去以现代化理论所确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转向细致叙事的人文历史学方法，构成了历史的“碎片”研究。过去一些不入历史研究者法眼的课题，现都已经成为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偏爱于论及微观课题的新史学，使历史学陷入碎片研究的困境，成为一种非体系化的历史学。

年鉴学派在后期倡导的“新史学”日益与之前主张的整体史分道扬镳。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放弃了史学整体观念的使命，将历史解构为局部性的实践和断裂为诸多碎片，而且将人类排除在历史学研究中心之外。他们从“结构”退缩到象征性文化，转而研究季节、周期等“不变的历史”。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历史领域还兴起了一种认为以偶然性在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为前提的历史哲学，即“碎片化的历史哲学”。阿格妮丝·赫勒认为：“后现代人继承了历史意识，而不是宏大叙事的自我满足。对于世界的持续增长的透明度的信任已经不在了。这不是一个书写体系的恰当的时代。相反，这是一个书写碎片的恰当的时代。”大写的历史经历裂变，“历史”一词逐渐转变为复数，过去被忽视的材料成为历史学者仔细考察的对象。

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以及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运用新方法拓展了新的范围和史学对象，呈现更加多面、精细的历史图景，对于打破以往僵化教条式的历史观亦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后现代史学为现代史学带来了严重的挑战。现代主义的历史研究注重人类历史演变的趋势，尊崇历史进步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统一发展的整体性过程，讲求理性与逻辑，注重实证。而后现代史学基本否定了启蒙运动及其理性主义，它反对历史进步论和宏大叙述；漠视人类社会主流的政治、经济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转而关注小人物的日常记忆，尤其注重村庄、妇女、移民和边缘人群，等等。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有失偏颇的研究方法导致越来越难以把握历史的整体发展。后现代主义史学者以文本为理论原则，试图取消历史和文学、现在与过去以及真实与虚构的界线，推出的碎片历史刻意对“宏大叙事”、进步史观、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连贯性等方面的全然“解构”和否定，割裂并背离了历史的整体性。历史被不断解构、碎片化的断章取义，有可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有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对此，弗朗索瓦·多斯不无感叹地写道：“随着研究对象的支离破碎和大量增加，历史学将逐渐失去自我。历史学或许和昨天的动物学一样，也面临消亡的危险；或许和地理学一样，也将陷入危机和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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