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类展览中的叙事从史学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大众究竟如何理解和使用过去，是当代史学理论的重要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类展览［1］在大众历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它与历史学实际上共同参与塑造了人们对过去的理解。但有一点始终未被思考清楚，那就是此类展览究竟如何使人产生出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只是含混地将博物馆当作保有历史记忆的场所，但当面对藏品时，我们究竟如何将其置于自我的历史框架进行理解，又如何产生出那种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与认同感，抑或对过往的悲悯与创伤感，这种内在过程仍是模糊的。

近年来博物馆也出现了所谓的叙事转向。叙事是史学理论近几十年来的核心内容，当前它也“有可能成为博物馆建构意义网络的新希望”［2］，但是展览、叙事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澄清。本文以史学理论为基础，力图揭示历史类展览为何需要及如何被转化为一种历史叙事。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公众而言，展览甚至发挥着比普通历史著作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样的认识对我国的历史类展览和博物馆建设也有裨益。

一、历史类展览必须被转化为一种叙事

叙事是史学理论的核心观念。在历史学中，“叙事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被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3］。叙事可通俗地称为“讲故事”，它不仅是历史学的传统技艺，也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认为过去本身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必须依靠叙事才能理解过去。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对编年史和历史加以区分。所谓编年史是指那些对过去的最简单记录，其中不包括叙事。他声称编年史是“死的历史”，那些由大量材料所组成的编年史不能称为历史，它们只是干瘪冷酷的事实，是空洞的且缺乏历史的意义［4］。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进一步发展了克罗齐的理论，在他看来，历史著作就是一种叙事，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言辞结构”［5］。海登·怀特指出必须对过去的材料进行处理，如此我们才能形成叙事、形成历史。“首先，历史领域中的要素通过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被组织成了编年史；随后编年史被组织成了故事，其方式是把诸事件进一步编排到事情的‘场景’或过程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通常认为，这种事件有一个可以辨别的开头、中间和结局。”［6］从编年史到故事成为海登·怀特为历史著述规定的“原始要素”［7］。

而历史类展览实际上面临同样的问题。假如藏品只是被随意地摆放陈列，那么观众对其的认识也就只停留在表面上，无法获得系统性的历史知识。人们只能观看到过去的片段，而无法形成一种理解。如果说历史著作是将杂乱的过去转变为叙事，那么历史类展览也必然要求将这些藏品——那些过去的碎片——转变为可以被观众理解的故事。

在历史类展览中，人们更关心的是藏品究竟诉说了怎样的故事，被放入到怎样的叙事中，它与周围的藏品形成了怎样的历史序列。人们希望获得的是对它的历史理解。这与对艺术品的欣赏不同，但正如阿瑟·丹托（Arthur C.Danto）对什么是艺术品的追问那样［8］，什么可以作为历史类展览的藏品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小便池可以作为艺术品，而二维码也可以成为一件藏品。在2017年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浓缩的世界史”这一全球史性质的展览中，二维码作为最后一件展品与其他藏品共列，为之前的展品做了总结和展望。在这一案例中，二维码本身并没有可以被我们欣赏的艺术性，也缺乏时间积累下来的历史性，但它依然可以作为展览的一部分为其提供意义。并非艺术或古物决定了其藏品身份，关键在于它是否处于被展示的历史叙事中。因此当我们在博物馆中“欣赏”历史展览时，我们面对的不是“单独散乱”的藏品，而是系统的历史叙事。正是通过叙事，我们才能获得某种理解，否则不同的藏品对观众来说只能是混乱的、无意义的。正如历史承担了对过去“赋予意义”的功能［9］，博物馆也使藏品整体上具有了某种意义。

二、从在场到意义：历史类展览与叙事的关系

历史学家通过修辞手段将过去的历史材料转化为具有情节的故事。显然，历史类展览并不能通过类似文本修辞的手法将藏品组织成为一种叙事结构。但史学理论中对“在场”（presence）等观念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类展览如何转化为叙事。

（一）史学理论中的“在场”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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