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也评弗兰克白银资本重

一、弗兰克及其《白银资本》

《白银资本》的作者贡德·弗兰克1929年出生于德国柏林，常年致力于世界体系史、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运动的研究，是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全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弗兰克的学术生涯颇具戏剧性。20世纪50年代中期，弗兰克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攻读博士研究生，师从经济学巨匠、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由于激进左翼政治立场，他并不认同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反而深受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斯威奇和巴兰的影响，特别关注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状况。其博士毕业后，弗兰克只身前往拉丁美洲，先后在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等国家的大学任教，实地研究拉美欠发达的原因。在拉美的十多年间，弗兰克先后发表了《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欠发达》(1967)、《拉美：欠发达还是革命》(1969)、《流氓资产阶级》(1972)、《世界性积累，1492-1789》(1978)、《依附性积累与欠发达》(1978)等著作，这些成就使弗兰克成为“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拉丁美洲“依附理论”可以看作就风靡一时的“世界体系理论”思潮的一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弗兰克思想发生转航，他与其他世界体系理论学者的分歧越来越大，提出了与沃勒斯坦不同的新的世界体系论，而《白银资本》则是其思想转航的代表之作。1998年《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经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很快便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于次年获得世界历史学会图书奖头奖。

二、《白银资本》的价值与意义

众所周知，当前所有社会理论所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是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优势及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作者开篇明义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在前言中作者讲到：“我用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1](P1)本书的最主要目标，便是挑战这一流行至少两百年的错误的主流观念，要“对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作一次总的清算”。[2]

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认为，众多的西方社会理论家都应该受到批判，甚至包括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桑巴特、波兰尼、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作者自己等等，他们都错误地把各自理论的中心位置给了欧洲。例如对马克思和韦伯的批判，“按照他们(马克思和韦伯)以及迄今他们的信徒的看法，所谓在欧洲内部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素在世界其他地方了无踪迹，只有通过欧洲的帮助和扩散才能提供这些要素。这就是马克思的‘东方学’假设、韦伯的大量研究以及二人发表的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无稽之谈的落脚点”；批判布罗代尔，“他(布罗代尔)把世界区分为一个‘欧洲的世界经济’和若干个其他孤立的外部‘世界经济’”，“他们的欧洲中心论思想使他们确信，任何历史模式和社会理论，无论是否具有普遍主义性质，都必须完全建立在欧洲经验的基础上”；批判沃勒斯坦和早期的弗兰克自己，“我们两人都强调欧洲的扩张给世界其他许多地区造成‘低度发展’的消极影响”，“(现代世界体系)是以欧洲为中心，从欧洲向外扩张，逐渐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以欧洲为基础的‘世界’经济，这就是沃勒斯坦和弗兰克理论的局限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社会历史著作的诞生一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关联，《白银资本》也不例外。《白银资本》的横空出世，建立在作者对数十年来世界历史发展，尤其是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之上。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经济崛起，日本人证明了其经济能力、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接下来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东亚“四小龙”在世界市场大显身手，其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另一批小虎接踵而至，在它们之后，赫然凸现的是中国大龙。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危及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动摇了其支配地位，西方开始出现一些著作来解释上述情况出现的原因，并对传统观点进行反思，《白银资本》可以看作其中的代表。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度又使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宽慰，但弗兰克当时即指出不应该匆忙贬低亚洲，弗兰克展现了他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犀利深刻的观察。

陈志强曾归纳指出本书在理论方法上有思想方法的突破性、“全球史观”的理论特色、理论观点的完整性和研究方法的新颖四方面的积极意义。[3]为了以一种全球经济视野来说明其理论，弗兰克具体是这样搭建其分析框架的。该书第2章首先考察了全球贸易的结构、分工与流动。环球式的贸易巡视显示从1400-1800年前后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劳动分工，以及这种分工是如何扩展和变化的。第3章考察了货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以及在塑造各地区间关系时的作用，并且还专门考察了货币体系以及货币如何渗透和滋养着世界经济的经济体。第4章则考察某些全球经济的数据，还特别援引了史料和权威论断来对欧洲和亚洲、尤其是印度和中国的生产力、技术以及经济机制和金融机制加以比较。本书第5章提出并阐释了一种“横向整合的宏观世界历史”，探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事件的共同原因及其连带原因。在第6章中，探讨西方为何和如何在19世纪“取胜”，胜利会否持续下去，以及讨论了“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是如何密切相关和相辅相成的。第7章则是总结性的，总结历史学的教训，突出变换理论方向的建议，强调“整体主义方法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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