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研究学术史理论三题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渐次启动,经过八九十年代两个不同时代的枢纽转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学术成就。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十几个年头里,党史研究学科的学术化进程持续深化,且不断显现崭新的时代特征。如何以历史学的视野和理路描述、理解与阐释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党史学界至今仍存在着基于不同进路的思想言说和理论争鸣。笔者在梳理和评议自80年代中期以来渐次兴起的党史“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更为集约的“学术史”理念来涵纳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及其史学书写*参见吴志军:《学术史: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史学书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5期。。本文拟就关涉学术史研究理念的三个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以期继续完善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理论框架,从而更为准确和深入地重建中共党史研究这一特殊历史学科自身的学术历程和文化谱系。
一、“大历史”与“小传统”: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理论属性
就研究和构建全部历史学或一门历史学科的生成与迁衍之过程为基本对象和内容而言,“史学史”和“学术史”这两个概念在普遍的历史学范畴下具有较强的同一性,甚至在不特别严格的语境下还可以通用。之所以在党史研究中对“史学史”和“学术史”加以相对的区划和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便于从长期以来由不同性质和内蕴的繁复多样的元素紧密胶结交织于一体所形成的特殊而复杂的党史研究格局及其整体发展的“大历史”脉络中,抽象地剥离、厘清和分析自80年代以降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发展进程及其型塑的学术化或历史学化之“小传统”的史学谱系,单独对这种学脉展开史学的回溯、批判与反思,进而探察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规律,从而为未来党史研究的深度学术化提供主要源于自身的思想与历史资源。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以往的“史学史”研究便迅速呈显一些不足或弊端:一方面,其研究对象非常宽泛地界定为中共党史学或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全过程及其相关内容,这无疑会忽略党史研究领域的特殊性以及更为细致地考察党史研究的基本现实结构;另一方面,其对于党史研究发展史之基本轮廓的勾勒又非常偏侧于重要领导人的党史论说以及著名党史研究者的专著,从而使叙述和书写的实际结构与内容又显得较为单薄,并未充分反映党史研究在各个层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此外,史学史研究的历史形式和气象亦相对较弱,其动态视野的演进主要依循既有宏观历史的阶段分期,尚未从党史研究自身的学术发展规律来考察其嬗变时段与特征,这是史学史研究之粗放式结构的重要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党史研究之学科属性在事实上的复杂性,何谓“研究”、何谓“学术”以及有关党史研究的“发展史”“史学史”“学术史”等概念仍然需要在非常谨慎的语境中加以适当区划,在尊重整体党史研究对象和内容之丰富性与多元性以及史学史研究之学术贡献的前提下,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路及其历史演进单独地剥离出来加以考察,犹如从夜晚的茫茫星海中抽绎出一个完整的北斗七星形象。事实上,这种“学术剥离”的思维模式不仅在整个历史学界早已得到甚为广泛的运用与铺展,而且业已在党史学界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与实践。大致从90年代末期开始,伴随着党史研究之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的深化,部分研究者强烈地意识到党史研究格局中的不同取向、理路和因素对这一特殊历史学科的多维度影响,着重以历史学化的审查视角,重新描述、分析和评价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成就、格局、特征与走势等论题,以更为精细化的视域重点关注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历史分期或具体问题,从而极大地张扬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发展方向,初步形成了一种异于传统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转向思潮* 参见吴志军:《新时期中共党史学术史研究的历时性评述》,《北京党史》2013年第5期。。这种“学术剥离”的研究思路和叙述层级着重呈现党史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及其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 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可以推促研究者集中探究党史研究中更多学术性元素的成长历程,从而进一步理解党史研究实现知识增长和学术进展的真正动力与机制,换言之,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究竟是什么层面的力量、结构和范式促成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继而为今后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确定一种基本的衡量标准和前进方向。可见,将具有同质性和延续性的史学元素从党史研究大格局中加以剥离,单独呈现和建构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路,将有利于深度挖掘和展现党史(学)之本来面目及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基于这种认识,党史学界应该着力加强对这种研究取向和路径的理论总结、概括与提升,以使其在此后重新研治党史研究的发展史乃至党史研究领域其他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更为自觉、积极而广泛的应用。本文所指称的“学术史”即是这样一种理论建构的学术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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