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史、性别史、环境史，历史研究为何越来越

自有文字以来，便有对历史的记录。尽管有人说，“人类从历史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便是从不汲取历史教训。”这句稍有负气意味的牢骚话，常被史家用来调侃与自嘲。但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端赖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反思和总结，如此才有了经济的繁荣、暴力的递减和文明的演进。

前赴后继的史家们，从不同视角、不同地域、运用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历史进行挖掘和阐释，试图从考古现场和故纸堆中寻获人类社会发展的真谛。与历史研究同步向前的，是史学理论

（或历史哲学）

的不断演化，人类对历史的认识越深刻全面，越会创造出新的分析工具和思维方法。

作为强势的文化输出方，西方史学曾长期主导着世界历史学的发展进程，但最近数十年来，随着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和历史学科的繁荣，越来越多更具个性化的历史研究和写作范式涌现出来，并创作出大量经典著作，西方史学的核心地位也因此受到挑战。

历史学者王晴佳长期从事国际史学史研究，他在近期推出《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与《人写的历史必须是人的历史吗？》两部史学史著作，对当代世界流行的史学理论做了细致梳理。而在本文中，他重点谈论了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的分离趋势，以及全球史、环境史、情感史、性别史、身体史的兴起，他试图揭示史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深层关系，以及当代史学所面临的诸种挑战，深入思考和应对这些挑战，将有助我们共同面对人类的未来。

撰文｜王晴佳

（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历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由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西方史学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能充分代表整个世界史学的走向，相反，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更多地呈现出与非西方地区史学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交互影响的趋势。概括而言，最近几十年的西方史学及全球范围的史学，出现了一系列纵横变动的趋向。

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的结合与分离

首先，是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

（抑或历史哲学）

之间的分叉化趋向。这一趋向，与20世纪下半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不同。二战之后，西方殖民时代走向终结，冷战时代开始，这对世界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历史研究的变化与历史本身的发展变化切切相关。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虽然冷战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与西方所谓“自由世界”之间的严重对立，但美国主导的越南战争进展不顺，并且陷入泥潭，也使得西方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质疑西方主流思潮的趋向。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化、现代性的批评，即是其中一个显例。

《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焦点》，王晴佳、张旭鹏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4月。

同时，西方殖民主义时代的终结，也促成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批判性地检讨殖民主义的遗产。而这一检讨，又与西方的现代性的讨论和反思无可分割。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在质疑近代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和现代性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妙。1973年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和1978年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学》的出版，是这一时代思想界变化的产物，同时又是其代表和先声。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其观点并没有立刻被接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它们的争议激起了人们更大的兴趣，使得有关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问题，成为历史工作者所注意的热点，并且渐渐在其研究的论著中表现出来。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趋向，在史学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史学界出现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向”，为史家们所耳熟能详，即是一个反映。

《东方学》，[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9月。

但进入21世纪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现了一种分叉化的趋势。一方面，历史思想家、理论家仍然继续对其关注的课题深入研究，并从侧重史学与语言的关系，转移到其他重要的层面。另一方面，历史理论家热衷从事研究的课题，似乎不再激起大部分史家的兴趣，因此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某种脱节。

荷兰史家法兰克·安可施密特也许可以作为一例来说明。1989年，安可施密特在美国的史学理论杂志《历史与理论》上撰文，题为“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从实践的层面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不但值得史家的关注，而且，已经在一些史学论著上有所表现。这篇文章的发表，让海登·怀特提倡的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念，为史学界人士所熟知。安可施密特本人也被人称为“欧洲的怀特”，但其实安可施密特本人研究史学理论多年，其关注并不与怀特完全重叠。

上一篇：历史研究的整体视野与理论关怀——《张海鹏论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