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远：一生奉献给史学研究

作者：韩志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学人追忆】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于2021年1月14日辞世。他祖籍浙江杭州，1928年3月生于天津。194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当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在导师邵循正先生指导下研究史学。曾在罗常培先生领导的文科研究所做助教。中国科学院成立后，1952年转到语言研究所。1953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先生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并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自1948年发表《辽史文学王鼎传正误》一文起，蔡先生一直笔耕不辍，撰写或主编了《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与罗常培合著)、《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七册、《中国通史》十二卷本、《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辽金元史十五讲》《中华史纲》《辽金元史考索》《学林旧事》《中国通史简本》《成吉思汗小传》《清代通史》等，发表学术论文和学术评论等百余篇。他将一生几乎都奉献给了学术事业，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形成了自己的治学特点。

一是通与专结合的典范。蔡先生曾多次谈到关于通才和专精的关系。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大局观，要能够融会贯通，认为断代史研究有其局限性。他常说，范老(范文澜)在世时，就要求他们注重通与专结合，并指出历史是前后连贯的一条长线，又是相互联系的一个大面，把历史知识缩成一点，可能成为专家，但不能成为通才。必须通与专相结合，不可偏废。在学术研究中，他一直注重通与专结合，论著无论宏观与微观都把握得相当好。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其研究领域时间跨度上溯汉唐，下至明清，所涉及的知识层面亦相当广博，涵盖了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代文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如此渊博的学识，在当今学术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博古通今，不仅具有通才，能够独立完成《中华史纲》的编写，而且还在专精方面独树一帜，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辽金元史方面的权威，其大作《辽金元史考索》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就，他对女真文、八思巴字、元曲的研究也都有独到之处。蔡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撰有《汉代亭性质及其行政系统》《明代蒙古与大元国号》《大清国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等年代跨度很大的史学论文，还在《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有关文物方面的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为中国历史上地震研究提供了较完备的基础资料。

二是正确历史观和治史方法。蔡美彪在多个场合谈到马克思主义对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史学工作者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肃、严谨学风，从实际出发，不断开拓进取，经过辛勤的劳动，一定会取得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他强调，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机械、僵化和教条。他说：“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僵固的教条，而需要不断地汲取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以求得生动活泼的发展。但是，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需要引进某种新理论新方法来代替，那就是严重的误解了。”他多次说过，学术史的发展表明，任何堪称新创的科学成就，都只能是多年潜心研究的结晶，而不能是趋时哗众的空谈。他常用“天圆地方”来形容做学问的要领。“地方”就是要坐得住，“天圆”就是要善于思考。他还说，“做学问，写文章，如同厨师烹饪做菜，食材和作料都一样，但做出来水平高低却大不相同”，“厨师不能只会做一道菜，而要会做多种菜。搞研究和写作，也要尽可能全面，著书、写论文、编辞书、书评、文章要都应该在行”，“做学问高明之处，不在于发现新材料，而是在于从大家常见的史料中发现问题”。他的很多关于历史观和治史方法的精辟见解，对我们做好学术研究工作很有帮助。

三是践行实与冷的精神。“实与冷”，是蔡美彪对范文澜治学精神的精辟总结。而且，他正是以此为座右铭，身体力行使之发扬光大。实，即实际，也包含平实、老老实实。范文澜一再倡导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概念出发。历史现象错综复杂，许多事情缺乏完整记录，有些虽有丰富的资料，但由于资料来源不同，以及记述者的偏见，往往并不能反映历史事实真相。这就需要老老实实地进行艰苦而切实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阅读，周密思考，才能去伪存真，接近历史实际。冷，即冷板凳、冷猪肉的简称。范文澜倡导学人做学问要有“二冷”精神。他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是坐冷板凳，就是要大家坐下来认真读书搞研究，埋头苦干，坚持不懈。二是吃冷猪肉(古代道德高尚的人，死后可入孔庙配享祭祀)，就是告诫大家不要急于求成，要做长期的努力，最终你的成绩会被社会承认。蔡美彪正是践行实与冷精神的楷模。从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所里工作开始，就见到他每天清晨已经坐在办公室读书和写作，几十年如一日。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代史所的办公条件还很简陋，通史组二三十人集中在一间大平房里办公。我的办公桌就在蔡先生对面，每天看到他埋头苦干，中午趴在办公桌上稍事休息，下午接着读书写作。直到九十高龄，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继续一如既往每天坚持读书工作。我们看到，蔡先生最近十年间出版的个人著作有多种。以往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完成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遗愿，而较少花费在个人课题研究上面。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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