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章开沅先生学术

【学人追忆】

作者：马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资深教授）

5月28日上午8时15分，先师章开沅先生在武汉与世长辞，享年95岁。从此，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我们则失去了敬爱的导师和学术生涯的领路人。一代大师陨落，无疑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中国教育界的重大损失。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尽管也曾一度出任校长，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但教书育人、笔耕不辍，以学术为志业，始终是先生毕生的追求，是他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标。本文即主要围绕先师的学术道路及其治史风格，略作概述与追忆，以表达无限的哀思与敬意。

章开沅先生在其九十华诞之际曾回忆说：“我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整整65年，但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终生与史学结缘纯属偶然。”

先生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安徽芜湖。童年时期，在动荡的时局中，曾随父母迁居多地。少年时期，先生酷爱文学，勤于写作，一度想成为文学家。抗战时期，逃难四川，就读于江津国立九中，后来学过会计，当过船工，做过抄写员，还投笔从戎，加入了青年远征军，历经生活磨难，深知民生艰辛。1946年9月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但用先生的话讲，“专业思想并不牢固”，志愿是当一名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1948年11月，在中共地下党安排下，他辍学进入中原解放区，先是在范文澜任校长的中原大学进修，后留校在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任教，从此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如先生所说，“革命改变了整个中国，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我是在担任历史教师以后，才逐渐增长了对史学的研究兴趣”。

初入史坛的章开沅先生，主要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兴趣侧重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太平天国史。先生与辛亥革命史结缘，始于一次偶然的机会。1954年秋，民主德国的贝喜发博士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历史进行调查研究，年轻的章开沅参与了接待工作。他回忆说，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也成为他投身研究辛亥革命的最初动因，“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为情。”机会总是留给有所准备的人。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召开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规模空前，老革命家吴玉章以及范文澜等史学名家悉数到会。先生不仅参与了会议前期筹备工作，而且提交了两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受到与会前辈学者的充分肯定，由此更加坚定了他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决心。

武昌会后，章开沅先生将研究视野从辛亥革命扩展到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研究，并以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作为研究的突破口。1962至1964年间，先生不仅亲赴南通实地调研，而且收集了大量张謇的未刊函电、手稿，以此为基础，写出40余万字的张謇传记的初稿，后应出版社要求压缩至20余万字。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当时并没能出版，但却由此奠定了先生从事张謇研究的扎实基础。

如果说，早期的研究还只是雏鹰初啼、牛刀小试，那么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三卷本《辛亥革命史》的写作和出版，则标志着章开沅先生学术生涯的成熟。1976年春夏之交，“文革”尚未最终结束，先生将个人沉浮置之度外，应人民出版社林言椒编辑之邀，毅然与林增平先生联袂组织两湖和川、黔、豫部分学者共同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专著。在两位先生的精心擘画下，编写组通力合作，夜以继日地投入编写，经过近四年的努力，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终于在1981年10月以前全部出齐，成为对辛亥革命70周年的一份厚重献礼。这部书至今仍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成果。

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春风，使章开沅先生等优秀学者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如地下泉水般喷涌而出，先生认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主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先生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许多富有见地的论文。由此奠定了先生辛亥革命研究和近现代史研究的权威地位。从1979年秋天开始，章开沅先生应邀到美国11所著名大学访问，随后又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著名学府讲学。1990—1993年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三所大学研究和任教三年以上，为中外学术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同时，将其学术研究重点扩展到早期现代化史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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