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侯旭东│思考史学如何思考：历史上的日常

【编者按】2020年8月12日，在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李军教授、王馨振华老师的共同邀请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侯旭东教授就其新著《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举行了一次小型学术对话。参与此次对话的有来自历史学科不同分支领域的刘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曲柄睿（北京师范大学）、聂顺新（陕西师范大学）、小林文治（北京师范大学）以及赵虎（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顾成瑞（西北大学历史学院）七位青年学者。以下是本次对话的整理稿。

聂顺新：大家好，首先我想引用一下我的朋友孙齐对本书的一个基本判断和认识，他说这是一部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宣言书，我读完之后非常认同。对我来说，意义比较重大的收获就是，以往学术史梳理一般都会追溯到近代建制化的学术制度，尤其是大学科系设立之后的成果，但是侯老师多次追溯到了清末民初不同阵营相互论战这样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源头上。这就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一些后来看似非常学术化的讨论，其实根源上是政治性论争。关于日常统治，我可以分享个人的一个经历：去年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认识了亚利桑那大学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黑人教授，他是研究美国印第安社区的，因为他经常在课堂上批评美国政府，所以多次收到安全部门的邮件。他跟我说，美国民众意识不到自己时时刻刻在被统治着。这句话我当时没有特别在意，但在读侯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它们之间具有非常明显的联系。之前我自己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这一问题。

最近，我改了七八年的博士论文终于出版了。几天来在读侯老师大著的时候，我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如果此书早出版两三年的话，我的博士论文中很多夹杂着事件史的、制度史的讨论，至少会丰富很多。我的书中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侯老师特别不提倡的，诸如“号令一出，风行草偃”之类的观点，包括我用较大篇幅来界定研究对象的概念，基本上也充斥着实体性思维。

但是也有一些跟侯老师的“日常统治”有点关系。过去几年我做过一个专题研究，写过六七篇系列论文，其中有一个唐代的国忌行香问题，既可以算作礼制的边缘，也可以算作官员和百姓的日常行事。读侯老师书的时候，我能够体会到这个事件本身大小的相对性，以及对于不同的人的不同意义。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关系性思维？ 国忌行香，在《大唐开元礼》里只字未提，《通典》里只有两句话，《唐会要》里大概有三百余字的记载。但它是礼制里的一个类别，尽管非常边缘化。根据相关规定，当时京官五品以上，以及部分州县官员在每年的国忌日都要在指定的佛寺和道观举行行香设斋仪式。同时还要求相关寺观的僧人和道士举行设斋仪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家都把这个问题作为事件史或者制度史来分析。最常见的思路是把它看作中晚唐时期没有及时获得朝廷旌节的某些节度使或者留后为了获取朝廷及时颁发旌节才举行的仪式。我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偶然意识到，此类仪式举行得非常之密集。以元和元年（806）为例，当时全年有十四次国忌，就是全年有十四个国忌日，而官员需要专门去行香，老百姓可以观礼，地方州县的僧道也参与到行香仪式中。它对于皇帝、皇室成员、京官、州县官以及百姓而言，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当时我在分析仪式的时候，就意识到了差别，即国忌日行香的经常化。因此逐渐形成一个看法，“正因频繁举行，国忌行香仪式本身遂成为一种日常化的政治合法性的宣示，发挥着不断提醒本镇官民，节度使仍忠于大唐，本镇仍是大唐疆土，百姓仍是大唐子民的作用。”

尽管我的分析非常浅薄，但是我觉得跟侯老师对“日常”的界定能够联系起来，这是我结合自己的一个相关讨论所作的延伸。刚刚几位发言人都提到怎样才能具有关系性思维？我认为前提就是要具有比较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素养，还要有能够转换研究视角的自觉。如果具备这种研究自觉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相关的历史事件中发现关系性思维的意义所在。

赵虎：侯老师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是考虑到当前的史学研究往往以后见之明来区分所谓大事与细务，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所谓事件等级的观念，进而编撰历史，其结果就必然造成远离日常。这让我很有感触。之前听日本学者讲过，日本人自己直到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才真正意识到明治维新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今天对明治维新的认识相比当时的人，可能是两回事。侯老师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提出要将“日常”作为一个视角，并且超越了仅将其作为一个领域、仅仅针对普通人这样一种狭隘理解，想要关注所有人的日常，以及日常中所形成的关系，并且要把这些纳入视野中，打通上下古今与中外。那么我想是不是可以概言之，不仅要眼光向下，而且要眼界放宽。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讲历史哲学或者讲方法论的书，大多只讲方法，而很少既讲方法，又按照这种方法做一个样子给你看。侯老师这个书前一部分讲方法，后一部分讲到了他的一些具体实践。这对我们是有很大启发的。读完这本书后，我自己总结了三点值得重视的：第一个是日常统治研究追求的日常，并不是琐碎的日常。第二个是要找到被分割到不同领域的对象，这些对象之间原来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两点我觉得是紧密联系起来的。第三个就是像刚才前面几位老师讲到的，在这个关系思维下，探索统治的展开，挖掘不同位置上统治者如何发挥作用。因为我自己是做政治制度史的，看到这句话我的感触是比较深的。最后，有个问题想请教侯老师：书中所说的日常，我自己理解，“常”也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如何处理动态的“常”？您在书里提到，日常的研究视角主要源自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那么在研究方法上就难免要使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您自己早年也反思过社会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提出可以借个案来增加分析的深度，认为《叫魂》一书属于日常统治研究一个典范性著作。但孔飞力先生是幸运地找到了相对集中的连续性材料，并且抓住了事件背后关于国家、皇帝之间互动的主题。像刚才牛老师讲的，这些琐碎的材料，如果无法建立起它们之间紧密的联系，又该如何来处理？是不是只有用社会科学的办法？如果无法从零散的“日常”中找到问题意识，仅仅依靠社会科学的办法，似乎难以把问题做的更加深入，更加有说服力。

上一篇：从制度到思想——赵世超的史学研究之路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