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视野下的古代晚期研究

作者：康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自20世纪以来，公元4-8世纪地中海世界政治、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一直是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经典课题。这一时期涉及奴隶制生产方式向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问题，因此同样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领域。

直到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研究者仍然在“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框架下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不例外。例如，佩里·安德森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中，将蛮族入侵看成是地中海世界转型的主要外因，农民们受到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沉重的税负让他们丝毫不关心蛮族的入侵，这是西罗马帝国衰亡的内因。

就在同一时期，“罗马帝国衰亡”研究范式被改写。当时年轻的牛津大学讲师彼得·布朗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提出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强调罗马帝国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地中海世界文化中的活力和创新，反对“罗马帝国衰亡”的传统解释框架。“古代晚期”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显学”。许多学者追随布朗的研究路径，借助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考察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文化史、艺术史和思想史成为古代晚期研究的主要领域，而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经济史等传统研究主题则一度受到冷落。

自21世纪初以来，贾留斯·巴纳吉和克里斯·维克汉姆这两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将古代晚期研究的新视角与传统的研究主题结合起来，分别对地中海世界转型阶段的社会经济史进行考察，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巴纳吉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关于地中海世界转型研究的代表作有《古代晚期土地制度的变迁》和《探索古代晚期经济》。他对古代晚期的兴趣最初来自阅读圣克鲁瓦的《古希腊的阶级斗争》，但并不认同书中对罗马帝国晚期地中海世界社会经济状况的悲观主义描述。在他看来，圣克鲁瓦、琼斯以及之前的绝大部分研究者对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悲观态度，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在“衰亡范式”下对罗马帝国晚期社会经济状况的阐释。韦伯认为，公元3世纪以后，地中海世界的经济开始了一段长期衰退的过程。当时的罗马帝国饱经战乱，劳动力短缺，货币贬值，民众税赋繁重。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土地所有者们恢复了在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导致地中海世界的货币化率大幅度下降。

巴纳吉试图论证韦伯的观点并不成立，他通过研究提出了两个主要的学术观点。第一，考古资料表明，古代晚期的地中海世界货币化率要高于之前的任何时期。第二，当时存在着较为繁荣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经济。这样的发展趋势源于4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在行政体系和财政制度上的改革。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行政体系进行改革，吸收了大量行省精英，以此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一新兴的精英阶层充分利用罗马帝国的税收体系，让国家用货币来支付他们的报酬，以方便他们更加快速地积累财富。

巴纳吉还试图通过这一时期埃及纸草中保存的大量私人商业契约来论证，古代晚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并非如此前学者们描述的那样衰退，而是充满了活力。他将这一时期的埃及描绘为一个农业经济繁荣的地区。新兴的精英阶层占有大量土地，雇佣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以货币支付劳动者的报酬。

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反对巴纳吉对韦伯理论的批评，但他得出的结论也引起了不少质疑。首先，埃及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经济版图中具有特殊性，并不能代表整个罗马帝国东部的社会经济状况。其次，他没有讨论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大规模的瘟疫和自然灾害对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冲击。最尖锐的批评来自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汤姆·布拉西，他认为巴纳吉试图论证这一时期地中海东部存在着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这等于走上了现代派的老路，回到了19世纪蒙森、迈耶等人对罗马经济的看法上。而蒙森的观点正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所批判的对象。巴纳吉所谓的自由劳动力实际上并不自由，许多土地上的劳动者都被迫终身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此外，巴纳吉并没有详细论述当时埃及生产关系的变迁，而这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与巴纳吉相比，维克汉姆的论著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同。维克汉姆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教授，关于地中海世界转型研究的代表作有《构建中世纪：400—800年的欧洲与地中海世界》，此后出版的《罗马帝国的遗产》则是对前一部著作的补充，将文化史的内容纳入其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视角的解释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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