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张仲民：历史研究理论很重要，但史料才

历史学者给大众的印象，往往是久坐于书斋中，皓首穷经，少问世事。但正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多次向学生们提及的一句话说的那样：“一个人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密不可分”，每一代历史学者的写作，其实都在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对话中完成，时代的变动往往也会在历史学者的写作中留下烙印。

当今时代可以被称得上是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技术爆炸”的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层出不穷的新型技术冲击乃至重构着历史悠久的历史学研究方法。身处其中的历史学者们也经历着与前辈不同的治史环境。

这是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一方面，当代的学者拥有越来越多地相互交流的平台与机会，在与国际前沿理论进行吸纳和对话的同时，如何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史料和理论的均衡也成为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非学院派的历史写作者群体成批涌现，他们为大众读者提供了更通俗有趣的历史叙事，也为理解历史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也因其专业性遭遇诸多的争议。

出于对以上种种问题的好奇，我们采访了一批青年历史学者中的代表人物：仇鹿鸣、唐小兵、张仲民、李硕、高林和羽戈，围绕他们的作品，探究他们与历史结缘的心路历程，倾听他们如何回应时代赋予的机遇与挑战。

本篇是对青年历史学者张仲民的专访。更多系列文章也会在文化频道陆续推出。

2020年9月19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史记：青年历史学者与他们的历史写作。

采写 | 刘亚光

“蜜蜂”的方法与阅读史研究

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暨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著有《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和接受政治》等。

对于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来说，扎实的史料和适当的理论分析都不可或缺。但历史学界也不乏一些作品为了迎合理论框架而去“裁剪”史料，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也受到了许多的批评。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看来，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可能比不用理论大得多。

在《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曾经批评历史学者与社会理论学者看待彼此的刻板印象：“时至今日，在有些历史学家眼里，社会学家仍然是用粗鲁而抽象的行业黑话来陈述显而易见的事情，毫无时空感；而在社会学家这边，传统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属于业余而短视的事实辑录者，缺乏体系、方法或理论。”

不过，伯克也承认，没有一个时期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是完全老死不相往来的。尤其是自上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各地历史学家的兴趣都发生了一些新的转移，社会史、新文化史等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不断涌现，这些历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历史学应与其他学科展开充分的对话，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不同学科的理论资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历史学者们借鉴，通过理论的烛照，他们辛勤搜集的史料似乎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对于不同的学者类型，弗朗西斯·培根曾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比喻：蚂蚁、蜘蛛和蜜蜂。蚂蚁重在搜集、搬运经验材料，而蜘蛛则永不停歇地编织着自己的“理念之网”。而对历史研究来说，一个学者仅仅具有“蚂蚁”式的史料功夫或是“蜘蛛”式的理论储备，似乎都难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按照培根的比喻，最理想的历史学者应该是“蜜蜂”：搜集“原料”的功夫了得，也懂如何加工，能实现理论和历史的完美结合。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现实往往不尽完美。理论如果运用得当，自然能点石成金，对解读史料大有裨益。但倘若使用不当，也可能“喧宾夺主”，出现对史料的过度解读问题。

这种史料与理论之间的张力，也十分显著地出现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仲民关注的“阅读史”领域中。从博士时期研究晚清卫生类书籍的出版和阅读情况开始，张仲民就开始运用“阅读史”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对读者阅读实践的考察，侧重于发现思想观念真实的传播与接收过程，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往往需要借助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的帮助，张仲民本人也曾在论文中强调过理论对历史学者的重要性。然而，他也始终坚持“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

《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与人物》，作者：张仲民，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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